摘要:《梦》发出了暗恋的声音,十几岁的文学少女爱上了她的女老师。独立的画外音絮絮勾画着少女隐秘的情感地图,如玛格丽特·杜拉斯所说,在电影中近乎一种肉体存在。每一个语气与语调的微小变化,都对应着一只蝴蝶,在胃部振动翅膀。
观众再也不待见爱情片了。或者说,爱情片再也难拍出新意。固化的关系,俗套的设定,恒久的困境,让电影内外的现代人都累觉不爱。
《性梦爱三部曲:梦》打开了爱情片的新局面,并斩获今年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奖,金熊奖。
导演达格·约翰·豪格鲁德同时是小说家,他不仅赋予了爱梦一样的质地,还让电影发出了独特的文学之声。
世界上没有比暗恋更曲折幽微的情感了。在确认爱的时刻,你要克制住昭告天下的冲动,唯恐惊动那一个人,地狱和天堂同系的一个人。
它是绝对私人的领域,汹涌着自始而终的孤独,就像坐着落差最大的过山车,却无法发出声音。如果你无法忍受这种孤独,只能从悬崖上惊险一跃,结局多半也是无声。
《梦》发出了暗恋的声音,十几岁的文学少女爱上了她的女老师。独立的画外音絮絮勾画着少女隐秘的情感地图,如玛格丽特·杜拉斯所说,在电影中近乎一种肉体存在。每一个语气与语调的微小变化,都对应着一只蝴蝶,在胃部振动翅膀。
就连视觉,也识趣地让位。电影前段有一个奇妙的段落,少女啜泣着叩开心上人的公寓,想要坦白自己的心意。随着房门咔哒一声关上,陷入一片黑暗。影像消失了,留下了十秒钟可怕的静默,也释放了十秒钟旖旎的幻想。
讲述者仿佛闭上了双眼,一边咂摸着有些褪色的回忆的滋味,一边在脑海中珍重地遣词造句。终于,她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声音,这才缓缓睁开眼,为这段回忆抛光上色。
观众由此进入了暗恋的核心地带,声音永远领先影像一步,揭示着影像不可知的秘密。它关于谎言,关于少女如何以学习编织为借口,创造与心上人相处的时间。它也关于谎言之下的欲望,少女最私密的欲望是触觉的。
她曾在小说中读到一个喜欢的情节,主人公的心上人在与她分别之时,总会温柔地把针织围巾在她的脖子上缠绕三圈。这是少女欲望的命名时刻,后来也巧合般地在她的人生中降临。观众看到她的表情极尽克制,但她声音里狂喜的颤栗出卖了她。
借助声音的引导,观众触碰到少女暗恋的质地。她的心上人爱穿针织毛衣,她的暗恋也有如羊毛在皮肤上的触感。起初,她的暗恋卓有成效,谎言拉近了她与心上人的距离。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,服装是联结情意的丝线,而触觉是阴性欲望的媒介。
少女每穿上一件心上人的毛衣,都是一个进入对方生活的许可,消除了彼此的差异,相当于一个敞开的拥抱。少女与心上人的每一次触碰,都是一次触觉的交换,模糊了彼此的边界,无异于一场亲密的交媾。
每到这些时候,画外音总会适时地跳进跳出,与配乐、对话、乃至静默一道,组成声音的织体。暗恋的质地因此充满张力,莫名的悸动之余,刺痒与不适同样真实存在。有多少甜蜜的期待,就有多少酸涩的无奈。
暗恋归根结底是一个人的结界,即便可以发出声音,也得不到对方的回应。残酷地说,暗恋还赋予了对方假装听不见的正当性。它会导致习得性的无助,就像少女从起初的确信转向犹疑,最后认命式地承认“她不想要我”,一声长长的叹息。
暗恋者的世界,多的是自己的回声。这是极致的孤独,从另一个角度看,也是无上的自由。《梦》在叙事上的第一个转捩点,是少女乔安娜用文字记录下了这场暗恋。她以书写的方式,重新靠近她热爱编织的女老师。
书写与编织本来就是相似的。文化历史学家康斯坦丝•克拉森认为,书写与编织同属于私人领域,也都是某种手工作业。羊毛质感的文字是书写的物质材料,丝丝缕缕的幻想则造就了书写的超验性,从而编织前所未有之物。
这个过程类似于造梦,有一种超现实的轻盈。但当梦有了读者,便是从云端落地的开始。特别是梦中存在难以忽视的异质因素,学生与老师这样悬殊的权力关系,很容易走入道德的灰色地带。
乔安娜的母亲读完女儿书稿的下意识反应,是犹豫要不要起诉老师。乔安娜因此变成了不可靠的讲述者,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扑朔迷离。
导演达格·约翰·豪格鲁德选择用文学的方式处理,他在确保乔安娜没有受到实际伤害的前提下,悬置了这个问题的答案,同时保留了现实世界的含混性。
女老师在结尾处出场,破除了乔安娜赋予她的金色滤镜。她因为担心被起诉而坐立不安,为自己没有越界辩护,甚至声称自己才是受害者。理由是她在不知不觉间,成了乔安娜的欲望对象。这在许多心理学家看来,是操控的表现。
她虽然主动终止了这段关系,但也或多或少利用了乔安娜对她的爱慕。乔安娜抚摸她的手臂时,她的祷告成了未解之谜。紧张,害怕,还是兴奋?乔安娜在书稿中省去了这个细节,目的是为了保护她。
起码在书写的过程中,乔安娜掌控全局。她只书写个人视角的主观真实,而非客观存在的一切。杜拉斯说,“一个线性的故事是一种简化,因而也是一个谎言。”生活混沌地充满细节,文学所做的事情是小心拣选,简省之处才藏着全知的上帝。
如此看来,书写的实质更是与编织别无二致。在古希腊史诗《奥德赛》中,王后珀涅罗珀为保持忠贞,白天织布,晚上又把织成的布拆毁。乔安娜的书写一定也经过了反复的编织与拆解,最后形成一团不可名状的织物,这是对自我的极度坦诚。
文学批评家詹姆斯·伍德的观察一针见血:
“元小说或者自我指涉的小说往往好像在忏悔,只不过坦诚的认账里,总是夹缠了反讽:明说了是假的,算有弥补的意味,但明知是假的,反而更加乐此不疲。”
而书写真正编织的前所未有之物,是对自我的疗愈,用于抵御自我的消散。
所以时隔经年,乔安娜可以直接拆穿老师的虚伪说,“我知道我对你做了什么,你对我做了什么。”面对老师的贬低,她也可以毫不留情地反击说,“如果没人喜欢你,你什么都不是。”
《梦》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新酷儿电影,酷儿的情感叙事不晦涩,不奇情,不苦大仇深,更加常态化。最重要的是,酷儿变成了一种普世的视角。酷儿理论的流动性,得到了最广泛的发挥。
导演达格·约翰·豪格鲁德本身是一位60岁的男性,却将十几岁少女的情感与欲望呈现得丝丝入扣。在他看来,初恋是一种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,性别身份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。
电影中有一个不起眼的闲笔,乔安娜拒绝母亲把她的书写描述为“酷儿的觉醒”。她不希望把自己的身份固化为两分的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,也讨厌所有恋爱形态的固有模板。
异性恋有时候惹人厌烦,就是因为它是模板重灾区。比如乔安娜后来交往的一任男友,永远用同样的“泰坦尼克式”姿势拍照。
不过,对性取向的探讨是电影中镶边的存在,三代女性围绕书稿对爱的反思才是核心。当然,每个人都矛盾重重,需要随时拿生命体验与政治正确交锋,想法也瞬息万变。这让她们的反思显得无比切肤而可信。
爱是一种酷儿的信仰,它的奥义在于摆脱所有框架的限制,不以任何社会生产为目标。乔安娜的书稿之所以动人,关键就是删繁就简。“生活突然变得很简单,我渴望走出去,更加投入地看这个世界。”
天梯的意象反复在电影中出现,象征着每个人对信仰的攀登。以外婆为例,她信仰上帝之爱,可上帝并不存在于此生此世,而在于永恒。面对人生终点的迫近,她猛然惊觉自己从未真正活过。她用一生在文字中寻找慰藉,文字却不曾拥抱过她。
于是她只好自行对上帝进行解构,想象祂是个金发的瑞典人,赤裸地坐在天梯的顶端,向感兴趣的人张开双腿。外婆终归想要的,是一个凡人的拥抱。
母亲信仰的是另一种上帝,弗洛伊德。现代心理学的滥觞,解释了“我”的一切问题,提供了虚假的临时安全感,却不曾让“我”真正了解“我”是谁。现代人看似无限放大“我”的存在,实际上并不觉得自己多特别。
电影中的心理咨询师就是如此,他忽视鲜活的个体经验,随意对人群进行分类归纳。对应的解法也许是在向外求助的同时,开放出一条自我探寻的通道,找到真正的内在渴望。
其余的理论观念同理,它们可以做出部分解释,却不能引为人生的指导。乔安娜的母亲曾说自己信仰言论自由,而外婆的回应振聋发聩:“临终时言论自由握不住你的手。”
思想家彼特拉克说,“作为凡人,我渴望凡俗之事。”灵与肉的分离,是现代人的进化成果,也是现代人的独有困境。踮脚建筑精神世界太久,就逐渐远离了身体。
我们拥有的不过是此生此世,不如回归凡尘,诉诸感官。从各自的生命经验出发,寻找不必被定义的爱。和有情人做快乐事,爱也许本来就很简单。
来源:看理想精选